在一个中国特色式的和解之后，本来没有写处的写处，却有人出来添腚。
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新闻学，只有宣传。所有的媒体都应当成为党的喉舌。
那么你们从最初就开始闭嘴比较好，不要出来演这场枷锁之舞的戏分，不要试图出演中国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的角色，然后在遇到了种种阻力未果之后，从历史正剧改演荒诞剧。
请不要侮辱罗马
再次引用罗马的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名句『法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的确，法之所以为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是对法官来说的。使无辜的人受到保护，使恶人的罪昭彰，(而并非在于对恶人的用刑)，是法的功用之一。他强调的不是免于诉讼，而是法的用刑不在于惩罚。
秦朔同学，你误解了乌尔比安，他所期望的不是庭外和解的伪善，因为在你们这个案例中，要昭彰的不是寻章摘句的恶，而是你们的记者或许见到过的血汗工场的 恶。罗马的法学家乌尔比安将法分成了公法和私法, 公法是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你们会因为新闻的尾巴上的夸张而开始反省，(可不可以请你们上一次新闻与写作的课程) 那么你们就不会因为让血汗工场的和谐发展而反省？而忽略社会更大群体的利益，这不是乌尔比安所想看到的。因为所谓的文字不贴切而反省，却可以置社会公正于 罔顾，这恐怕是比一两句激情语句要大得多的恶。而从你们跃跃欲试的前戏的表情来看，你们是知道萨利文案，沙龙诉时代等诸多判例是有利的，如果中国可以引用 实际恶意原则，富士康根本就赢不了。
和解的条件
黑格尔说：悲剧是两种普遍的力量或者理想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或者碰撞，造成了高贵的陨灭，人们或者遭受苦难或者毁灭，然而人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仍然被维系下来。
客观上第一财经充当了暴露矛盾的前期工作者，但是第一财经是否唤起了社会的良知，是否改善了血汗工场的状况？没有。在新闻界(如果有 的话)致意并予以广泛关注和精神救济的时候， 退堂鼓以和谐的名义而公然的敲响。第一财经和富士康之间并没有伦理冲突，更不会有虚无的哲学伤害－－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两个主体之间。
我们不得不讲起U.S constitutional law. 它的修正案部分的案例无不体现着法是公正和善的艺术。如果没有判例的背书，哪里会有近两百年生命力的美国宪法。第一财经似乎根本就是在一种判例的支撑下， 试图导演中国式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以此来留下历史上的一笔。如果是这样，你们的退堂鼓敲的太好，因为你们的命运注定不是中国的纽约时报。而这两个主体 之间也不存在怨恨和惧怕，法权体制在你们两个人的背后都存在着，你们的与境里面，不存在良知的退守或者发现，也不存在对自身高贵的承认和恢复－－你们继续 沦丧吧！
忽略社会公众利益的第一财经不配谈罗马法， 不配谈乌尔比安，更不配谈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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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为什么是和解 还有歉意
秦朔/文
和富士康的联合声明昨晚发布后，我接到很多电话，其中有不少这样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好向富士康表示歉意的？有什么外在压力吗？富士康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的报道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为你们呼吁，为什么你们却突然离席了？
我知道很多朋友失望。他们希望看到整个诉讼过程——不是因为诉讼好看，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启发，发现更多价值，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司法建设、新闻报道建立一些标志，甚至是判例的界碑。
此刻，朋友，我想象你就坐在我对面，我愿对着你的眼睛，简要但坦率地回答你的发问——就个人而言，我之所以选择和解，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即使官司赢了，我也不快乐。
我在前几天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们有支持报道的确定证据，有信心胜诉。可是，即使法院判我们赢了(从司法角度赢了)，我的内心是否也赢 了？对《第一财经日报》这张把受尊敬和可信赖视为核心价值的报纸来说，我的内心要赢，一定要在新闻品质上赢得无懈可击。而在这一点上，正如我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过的，我们报道的最后段落显得夸张，确有瑕疵。
对富士康的价值与局限，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亦希望“类富士康企业”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超越既有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在内心里，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的胜利，对富士康也不公平。
和解，有时候比诉讼需要更大的勇气。可是，正如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那句名言，“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我们真正想赢得的，不是一般 的掌声，不是压倒对手的快感，而是通过“善良和公正”以及“专业的尊严”，得到外界真正的尊重。“没有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取利益或者从他人的错误中 占便宜”(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是的，我们的记者受到了伤害，但当对方意识到错误并采取措施后，我们亦当反躬自省，有更开阔的视野和胸 怀。
公开说出“瑕疵”这两个字对我并不容易，但却是内心的驱使。朋友，让我们一起冷静下来，不再在某些情绪中困扰。
最后，让我深深地谢谢过去一段时间你的关心和支持,让我深深地谢谢帮助我们与富士康达成和解的热心人士。请相信，为了你们，我们会做得更好。(作者为本报总编辑)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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