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典:小帝国写照

杨典
一


落花如斩首：是这个生锈且疲劳的帝国给人的终极印象。

除此之外，还有充电的微风，云集在电车中沈睡的公司职员，头发和皮靴千篇一律的现代少女，呼啸而过的轿车，布满各处的墓园、神社、酒鬼、老人、偶尔飞过头顶的自卫队军用直升机、明治时代的楼、被异化的汉字和千年礼教的变形。这一切在一年一度樱花泛滥的光辉中闪耀，展现着国家、禅、以及近代资本主义交叉混淆的美。同时也使人感到：古典的远东真的已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纯粹过的民族，今天已不过在浑浑然地混日子而已。

诞生过山本常朝和紫式部的太平洋极端岛国，似乎再也难以从刀刃与胭脂中抬起头来。浮世绘退化成漫画，民族英雄退化成暴力团，歌舞伎町退化成红灯区，茶道、剑道、弓道这些从汉族文明中脱胎的国术，也退化成欣赏品，失去了真实及尚武的意义。人们不再用灵魂去学习，而是有“兴趣”而已。在人烟稠密的色情区里，现代基督徒们高举着“基督之血能洗清罪恶”的黄旗站在街边，与上野公园旁在樱花树下飞驰的右翼黑车分庭抗礼，从不同的方向撕扯着这个岛屿。在“日本民族精神”与“经济萧条期”之间，几乎没有为大和本身留下任何纯洁的位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从1868年以来，其实日本从来就没有能恢复它古典的美丽和光辉。它早已黯然失色了……。

一切都是徒劳的。

蓬莱仙岛与超级大国：都像是一场空想。



二



我于世纪末来到这里。在颓废的太阳下注视着这个与中国有着千年之仇的民族。我是从仇恨的教育中来的异乡人。外国人。我的话不被任何人所倾听。我来自一个伟大的陌生，或对一本书的真正理解：走向行动。记忆中：蝴蝶夫人、鲁迅、同盟会、汉奸、伊豆的舞女、倭寇、鉴真、甲午海战……一直到累昏在体力劳动中的中国临时工。这一切都象围绕在曼佗罗图中的花边一样，朝向一个神秘的中心。历史的指挥也许在那里才会形成一朵恐怖而深奥的并蒂莲：中华帝国与日本帝国。

一个自觉是世界的中央之精华。另一个则夸耀说：这里是太阳之巢。

然而对于地球那一边的人来说，这两者都被称为“远东”。如果把这远东比喻成一只亚洲之手，则这是一只有六指的手，中华是五指，日本正是从汉族文明中枝生出去的骈枝，莫名的一根指头，独立存在，又难以完全分割，并使其余的五指充满烦恼。这朵一大一小的，五千年和二千年的古怪并蒂莲，自从出现在我面前以来，就以其含毒而又幽深的芳香刺激着我，使我眩晕、恶心、沈思。



三



“如果自己在实现目的时有了障碍，那就把神也打倒”。这是武士道元典《叶隐闻书》中的一段话。这也正是近代日本的行为，选择和悲哀。是胜利，也是罪。是单纯的恶德，是英武的暴怒，也是废弃了“叶隐”的叶隐精神。



四



自从遣隋使从中国回到这里，一千四百多个春天过去了。太平洋战争和两颗原子弹没有能摧毁龙安寺和汤岛神社，佛教和儒教，北海道的雪和镰仓的落日，充满禅意的溪花与剑道……。甚至可以说：这个十分乖僻十分尖锐的极端民族身上，至今还残存着在中国都已绝迹了的中华上古春秋精神。侵略的罪犹如一团难愈的疮，使日本的近代溃烂，但似乎一直未能触及它的精髓。这精髓便是从中国上古士大夫和武士们“尊皇攘夷”和儒家人生观（甚至朱熹与王阳明的行动学）的传统演变而来的——叶隐精神。

千年前对汉族的模仿，和千年后欧洲文明的冲击，以及美国军舰入主冲绳，这一切对日本人的心理扭曲是残酷的。1936年的2·26事件，1970年的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包括1995年的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严格地说：都是某种变形的复古主义事件。的确，日本很难忘记它那幽雅的过去……很难忘记它的庭院、和服与英雄。

譬如三岛由纪夫，他的自杀就让我想起中国东周时代一个小诸侯国的士大夫：泓演。泓演的国君惨死疆场，被敌人乱刀斩为肉泥，惟有一块肝脏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维护君王尸骨的尊严，泓演于是剖腹，将肝脏塞入自己腹腔，以流血的肉体权且充当君王的棺材，并随君死去。二千多年前的纯汉族皇权精神，连中国人自己都忘记，明治维新后几乎绝迹的武士道忠君仪式，似乎到了1970年才在一个文学家身上真正结束。

有人觉得三岛并不能代表日本，真正代表日本灵魂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

无疑这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一个传统：即由清少纳言《枕草子》与紫式部《源氏物语》所构成的女性的，淡妆艳情的传统。尽管谷崎的书其实很浓郁繁杂。而日本还有另一个传统，即《叶隐闻书》——这是日本男性的绝对美，三岛的骨子里并非一个简单的，王尔德或萨德式的唯美主义者，而是有着强烈历史倾向和民族意识形态的现代吉田松荫。三岛有很多作品其邪恶之美都可与《纹身》媲美，但谷崎绝对写不出《叶隐入门》、《奔马》或《太阳与铁》。



五



和服也叫吴服，是春秋时从江南吴国传到日本的。后来，当我在东京神田川河畔的电车站，看到一个穿着丹青相间和服的美貌女子时，我首先的感觉不是日本，而是东方。

于是，我越来越关注和留心于纯古代东方残存在这个现代资本主义强国里的断金碎玉：浅草寺院中被计算机围绕的僧侣，新干线旁放一张小木台，点一支小蜡烛用“周易”算命的卖卦人，背着竹刀木剑上学的中学生，象唐朝武士般肥胖的相扑运动员，从一千日圆纸币上的夏目漱石像，直到以老子“上善若水”的成语而命名的清酒，从日语中密集的古代汉语，直到京都深处庭院中一棵未曾见过的树……。

我几乎相信我能有一种惊人的发现和相遇。

伴随着地震，台风和梅雨的发现和相遇。

比刀，折扇和茶更深的……相遇。



六



然而我失望了。

其实，东瀛已废，毋庸置疑。

日本人的生活是很空虚而疲劳的。人们什么也不关心。当国家处境、历史问题与人文思潮等对一个人的私生活再也不发生一点影响时，当天皇，神教或民主革命都蜕变成一个学术名词时，社会气氛就会特别无聊。

从行为变成研究，从维新变成等待——日本人的确已今非昔比。这就象他们对山水的认识上一样：永远不能超越庭院。过去，在葛饰北斋，小林一茶，千利休，日莲，芥川龙之介等一代代人身上，山水还是人生上的。而现在，整个日本都象一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放大了的庭院。就算走到北海道也少见那种只有真正的原始森林才有的暴烈，野性和混乱美。所以，当我后来在工作中看见一位客人爬在刚擦洗完的地板上，到处寻觅一粒肉眼看不见的渣滓时，我深深感到了这个民族今天的脆弱。

也许，一星灰尘就足以惹得他们“愤怒”。

有一天下午，才5点锺左右，我刚打完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扇居酒屋的门突然猛地开了，一个过早喝醉了的老工人被一位女招待满脸厌恶地推到出门外，栽倒在地。老工人不停地叫喊着，咒骂着，但酒店的人再也不让他进去。我看着他孤独地拿着一瓶酒摇摇晃晃地走远。当时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谓“战后再出发”的奇迹——疲劳？！

“人民”疲劳过度，是今日帝国财富的代价。

疲劳带来的最终精神危机不是色情，就是恐怖。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所以有了神户少年杀人事件，所以有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所以有了众多的酒鬼和痴汉（色情狂），包括在日外国人变态暴力事件……。日本脱离了中国文明而独辟西洋维新之蹊径，可以说一利一弊：避免了儒教的陈腐，但扭曲了东方的纯洁。

后者给亚洲带来了战争，乱，以及后工业文明的白血病。

日本象一个唯美的凶手，在横扫东方时，自己也受到重创，并始终处于失血的苍白之中。二战的失败使他们必须变成工作狂，用美国式经济体系输血，以维持日本社会的生命和荣誉。血当然是可以转换的。中国式的血老了，那就换欧洲的，欧洲老了换美国的。就象将O型血输入A型血的病人一样，仍然可以活着，只是不知哪里总觉得有一种神秘的不舒服……。

著名的“尊血主义”军国，变成了“输血主义”。

一切都要进口。外来语辞典居然和国语辞典一样厚。

谁都不去朝拜天皇，但又都不想正面承认：天皇是一个废帝。



七



日本不得不进入用技术指导思想的时代。

全球资本主义化，冷战，以及泡沫经济，摧毁了昭和政治家们的理想。机器的密集使日本再也不可能诞生象谷崎润一郎或泉镜花这样的作家，也永远不能再象黑泽明在电影中那样，对古代武士的刀与现代工业的枪之间的矛盾，作如此深刻的反省与比较。我们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种作家的作品身上看到的，也正是两种时代的日本背景：美与压力。

在东京时，我曾特别着急我再也看不到那个旧日的，朴素的日本。

一个身着歌舞伎戏服，站在新宿复杂的电线、广告牌和灯光下人流中的优伶，偶然闯入了我的眼中，使我若有所悟。他好象在等人，但通过他的装束和周围的高楼，大屏幕电视，电车等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他脸上的疲倦，无助，我越发意识到“用技术指导思想”为什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忌——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这叫“钢（刚）多气少”！

东京不是我心中的蓬莱，帝国，或妻子的故乡。

体力工作的疲劳也不时让我沮丧。

接下来是一段完全机械化的生活。失望的黑暗一直延续到后来——我终于见到了镰仓，太平洋的日出和京都的光辉。



八



体力工作使我真正体验到了肉体的意义。纯肉体的疲劳是清晰的。其实，肉体的一切都是清晰的。相比之下，一种精神如果不附诸于行动，那么这种精神就反而没有意义，很模糊。

行动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宗教。

无论是抄袭文明，军国圣战还是经济激进，日本人的行动美都走在理论美之前。在原子弹留下的废墟上，一个外国人（无论他是否仇视日本）如果说完全不被它的行动主义和今天国家实力的奇迹感动，那是撒谎。日本人的勤劳，细腻，坚毅和形式主义唯美都是一流的。而且，那些曾体现在古代日本人如武田信玄、一休禅师或吉田松荫身上的优点，那些曾体现在太平洋战争或左翼学生运动中的勇气，照样体现在现代日本人普通的日常劳作里。

正是这种看似死板，好象茶道和相扑中的规则一样一丝不苟的精神，使他们挽救了一个战败国的元气和灾难。从军国怪兽到经济动物，日本的复苏有时似乎意味着：呆板、单纯和规矩，并非坏事。

用得好，照样是了不起的行动。

唯行动创造历史。

譬如我曾看见我所在公司的社长连夜一人睡在工具车里，甚或24小时循环工作（并非为钱，常常是习惯），我有所触动。这个大块头老板是一个说话稀里胡涂，但城府极深，而表面十分皮实的日本工人。二十多年的体力工作，每天的重机械搬运和擦洗大楼的高空作业，使他有了一副抗疲劳的身体。他看上去很粗，但在一次谈话后，却借给我一大堆书：《方丈记》、《讲孟剳记》、《联合赤军回想录》、《日本的右翼》等等……。

我说：“社长也喜欢藏书？”

他回答道：“不，都是家传的”。

我渐渐明白了，梁启超与周作人当年为什么特别欣赏日本人的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渐渐明白了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要写《行动学入门》，三十年代中国为什么败得被占去一大半江山，孟子为什么比孔子更受日本人的关注，为什么只有谭嗣同、北一辉、希特勒、甘地、洛克菲勒、毛泽东、毕加索、以至永山则夫或麻原彰晃这样的行动论者（无论善恶），才会让他们钦佩和震惊。



九



在治天下的问题上：儒家讲“兼济”，道家讲“怀柔”。

这也正是日本和中国的区别。日本人的行动是外向的，中国人的行动是内向的。然而西方人常常认为日本人很内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非他们的行动内向，而是他们行动的表达方式内向——这就是“礼”的传统。但一个开始就十分有礼貌的日本人，也许会越来越让人不喜欢，或者费解。而一个开始不修边幅，吊儿郎当的中国人反而会越来越有魅力。“因为中国人重视内心生活，忽略外表形式”。辜鸿铭先生早就这样说过。中国人一旦与别人交流，则容易动情。而就算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也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们永远是客气的，但一关系到利益和行动，则毫不留情。

在军事上的“先礼后兵”，也体现到商业和生活中。

剑道和相扑比赛前后礼节一大堆，但出手如电，迅猛无比，一招制敌。

日本人的快、美和忍（礼教的变形）三位一体，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谓的：“美就是敏捷”异曲同工。《论语》所谓：“讷与言，敏于行”；“仁者必也勇”等等，也深融于他们的血液中。

这就导致了一种“虚礼”似的社会风气。

日语敬语是文法习惯，远不是道德。

一切礼仪都是为了最后采取绝对制胜的行动。

1998年晚秋，在镰仓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买到了一把作为纪念品的短刀。这是一把没有开刃的水磨怀刀（日语称“胁差”），即古代日人剖腹所用。这似乎又是一个工业退化时代“叶隐精神”的象征：某种含蓄的锋利。我甚至忽然明白了那个一直对我很好，有说有笑的社长，为什么会突然将我解雇（根本不知道何时得罪了他！）而且他也不说任何理由。他深藏不露的世故：正是这种含蓄的锋利。



十



靖国神社的牌楼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

从神保町书街买完书后，可以沿着日本武道馆的方向步行走去。一路上经过许多等待看音乐会的年轻人、少女、痞子、公司职员和樱花树，我到的时候落日向西了，象一头光辉的红鹰，停在突然升起于大街上方的靖国神社牌楼上。庞大的“开”字形的牌楼向大地上投下更长更大的影子，象鹰爪般伸向整个大街，使人、车、树都显得小得可怜。

我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帝国落日和帝国阴影的景色了。

这种肃杀的美，连天皇城的二重桥和广场也黯然失色。

这个让中国和亚洲国家特别敏感的神社，却也的确有一种帝国中心圣殿的神秘魅力。黑色的唐式建筑，幽暗的石灯，不可思议的寂静，空空荡荡的绿树林中一面太阳旗冷冷地飘着……使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它了：民族英雄与国际战犯浑然一体的“墓”——招魂社。

靖国神社始建于明治四年（1869），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各地小招魂社护灵的，在历代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英灵的牌位。明治七年，自明治天皇首次参拜后，靖国神社上升为中央招魂社。其牌位之多，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已经超过二百四十余万名。从江户幕府末年的殉国者算起的话就更多了。东条英机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所以“参拜问题”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象中国人若将关羽、岳飞和孙中山等人都集中到一个祠堂里，很难说那就是一个“军国祠堂”。但在外国人看来，靖国英灵都是天皇神权的“牺牲品”。正如群蚁对于蚁后，群蜂对于蜂后是牺牲品一样。日本和别的集权国家和神权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个人意志和个人崇拜。它实际上不存在类似墨索里尼、斯大林或霍梅尼这样的人物。上至总理首相，下到士兵草民，都围绕着一个虚构的圆心而行动，只不过有些人离这个圆心近一点，有些人远一点而已。

这个圆心：就是被架空的天皇。

天皇是一个符号——就象樱花、卍、或太阳旗图案一样。说为天皇而战，和说为樱花而战没什么区别。日本古代成语云：“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指的就是这种奇特的象征主义精神。

由于天皇的重视，靖国神社的地位渐渐超过了伊势神宫（日本国家神道总院）。这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政治神话取代传统神话的时代来临了。也正是靠着这一东方乌托邦的变形，日本发动了近代战争，又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建设中，以惊人的，可以说是铁血教徒般的毅力，创造了奇迹。政治帝国，文化帝国和经济帝国，其实都在一种神道精神的不断行动（工作）中三位一体了。

对着靖国神社内宫的深处，我举起了照像机。因为我看见一个极美的白衣内侍身影一晃，好象某个古代武士的幽魂——突然，身后一只戴白手套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神社警察。他在制止我的同时客气地说：“对不起，神社有神灵，不让照像”。当时，我十分不理解，这个腰里挂着电棍和电子对讲机的现代巡警如何会相信真有神灵。后来，当我再转头去看那个内侍时，只见一块雪白的帘幕在冷风中飘荡着……它似乎在努力让我领悟：日本的灵魂是东方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式，儒家特有的传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



十一



我终于看到了镰仓：混血的帝国风景。

这便是那个曾让成吉思汗铁骑罢兵海上的镰仓时代的遗址。

海，寺，江之岛，古玩店和陶器屋，还有欧式建筑，神社的传统婚礼，以及在电车站化缘的佛僧。最让我激动的，自然是镰仓文学馆：因为这里有着一种著名的中世纪的宁静，和东西合壁式的奢华（它本是明治贵族旧前田侯爵家的一栋别墅）。

这里存放着明治、大正、昭和以来众多在镰仓一带居住过的文学家，俳人，歌人，诗人和翻译家们的手迹，遗物与照片。这正是我所熟悉的作家们如川端，芥川，三岛，涩泽龙彦和中原中也等等留下的美丽痕迹。这也是我在日本黑暗的疲劳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来自人文的安慰。

镰仓文学馆在昭和十一年按照欧式风格改建，变成了一座有许多露台的临海洋楼。三岛由纪夫在写作《春雪》之前，曾在此细心观察过。所以，这里的园林，风景和贵族气派的结构，后来便成为《春雪》一书的背景舞台。由于我早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这本书，并因其绝对唯美的笔法所感动，这幢楼对于我就有着特殊的魅力。它的露台面朝大海，巨窗前的草地一直远远地伸到海滨的树林里。草地上还立着一尊青铜的裸体女雕像。雕得倒一般，完全是西方式的，我一开始还不明白她的妙处，而且觉得不太谐调。不过，当我从一楼大厅的窗口瞭望大海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尊女雕像的臀部正好清楚地浮现在窗框里。

明月般浑圆的臀部，展现着帝国贵族当年典雅的色情。

一座花园围绕着这幢楼。而且我还发现，在一些林子深处，还有很多神秘的小山洞。洞口黑暗，寒气袭人，让人有一种看到古代豪门饲养凶犬软禁民间女子的幻觉。这是一种集阴森，浮华与传奇野史为一体的幻觉。一种将东方封建美与西洋建筑学在日本海边浑然天成的幻觉。

这就是明治精神的美。

尤其还有这幢楼的露台的意义——它使我领悟到了前不久买的一本书：日本建筑学者饭岛洋一所著的《从三岛由纪夫到奥姆真理教》。这是一本怪书。他想把日本战后的这两大事件，归结为露台（象征空间）的消失。初读时我十分不解。然而，如果一个外国人在现代的东京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将他移到镰仓的海边露台上，在晚霞中听风饮茶，他一定也能立刻感受到此书的涵义。

明治时代的镰仓和整个日本其实就是一个露台的时代。

露台和庭院：是日本人在国际化和民族精神上的两大空间。一个瞭望世界，一个审视自己。

但是战后密集的现代化建设，使这两种空间越来越小，几乎被消灭了。

于是，走向压抑的三岛在国家自卫队露台上演讲后切腹自杀；真理教教徒们在地铁（象征一种被电扭曲的无空间庭院）杀人，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了。



十二



对于帝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镰仓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那种介乎于《平家物语》和《徒然草》之间——或曰武士道与佛教之间的特殊气氛。

事实上佛教在当时的武士阶层中是很受尊敬的。从中国传入的禅宗，由于对于坐禅的精神要求特别严格，就与历经战乱的武士们的心不谋而合。当我凝神注视着镰仓大佛时，这尊11米高，121吨重，七百年前出自无名氏的青铜巨像，虽然远远小于乐山大佛，也没有敦煌莫高窟的壮丽，但其在慈悲面孔中所隐约闪现的目空一切的残酷，以及一左一右两朵铜铸的墨荷花座，都让我暗暗吃惊！

因为这种用最浓重的物质——铜，来表现最相反的佛教概念——空，与武士们用刀来表示对生死虚无的思想，如出一辙——都是用金属。

象金属那样高贵，但无生无死。

象金属那样浓烈，但无生无死。

正是这两者将武道意志与禅宗精神在历代日本人身上统一起来了。

这一绝对东方的灵魂形象，也使我在后来的生活中，看清了更多的古怪现象。以至于当我在秋叶原电器街，遇到一群穿灰大衣的，居然会说汉语的日本基督教宣传者们时，我能不象别的人那样避之惟恐不及，而是接受他们的宣传书，和他们交谈，握手，抚摩他们孩子们的头，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信仰的产物，而不单纯是社会骗术的奴隶。他们并不真正危险。

一切现代的危险在古典的勇气面前，都是脆弱的。



十三



日本是个鱼龙混杂的群岛。

在它绝对唯美的光辉映照下，也有着星罗棋布的暗影：暴力团。但我个人认为在那里无论是中国人的黑社会，还是韩国人的，中东人的，欧美人的或南亚人的任何极端组织，都象日本人本身的暴力团体一样，是有区域性的。而且，他们的针对性也非常清晰。其中最清晰的，当然要数今天的右翼。

右翼是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一道铁幕风景。

很显然，如今的右翼已经和西乡隆盛、北一辉，或者“楯会”的时候截然不同。开着刷得漆黑的面包车在春天满街疾驰，要不然就用扩音器大喊一些民族主义的口号，播放一些老军歌的录音……这已经不再有什么创造性。他们可以让一个新到的外国人吃惊，久了，就会厌倦。关键是失去了一种人文向心力——知识分子成员的减少！如果没有新人文精神的输血（就象当年北一辉从中国革命中得到启发一样），那么就算满街都是樱花和服，以神武天皇的名义再打一次“八纮一宇”的圣战，和世界尖端技术主义或中国这位民族主义巨人再较量一下，恐怕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

右翼锐气犹存，但却显得毫无古人的智慧。

它只剩下了宣传。它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神话。



十四



俯视：是一个优美的词。

如果谁从日本大街上的高空往下俯视过，谁就能感受到这种优美的写意性。

我就曾因做一份擦洗高楼玻璃的工作，而挂在关东一些城市的高空上，有时长达几个小时。但这让我有了从上往下仔细扫视帝国线条的机会，记得坐飞机从日本列岛上空降落时，所看见的版图是斑点状的。一个一个小岛，象一排排越来越大的省略号，一直点进九州岛大陆，似乎要将海洋省略掉……。

然而从高楼上看来，这些密集的省略号就不再是礁石，而是人头。

所有的人头都是统一的。这一点，是在大街上看不见的。大街上看到的主要是服装。有人说日本人都是“拷贝”，是的，如果在丸之内大街上散步，所遇到的人很可能有同一种态度对待别人。可事实上日本人的个性差异非常大，只是共同的社会约束力使他们变得很相似。这正如群岛在海水的包围中，都只能冒出一个或大或小的尖儿来一样。

随着日趋绝对的西方式自由，这种礼教后遗症也在老年化。

歌麿、北斋、或者井原西鹤等等这些春宫浮世绘和色情文学大家，当年怎么也难以想到，如今的女中学生从小就在歌舞伎町挂着放大的色情照片的路上走来走去，上学放学；女艺人们也可以随随便便在电视综艺节目里脱掉内裤。

色情是现代日本人孤独生活的定海神针。

没有色情业，在礼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海浪下，日本人的个性早就被淹死了。

色情在日本是唯一成功的个性革命。

日本妇女的性格也是微妙的。我们在陈寿《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读到的“妇人不淫，不妒忌”，或者新渡户稻造先生在《武士道》一书中介绍的，勇于殉夫的，理想的“武士的女儿”（就象三岛由纪夫《忧国》中的丽子），这些与每日在超级市场出出进进的家庭主妇，与公司里疲劳的女职员，与原宿的女“朋客”，与穿和服的，穿破裤子的，或者夜晚公园里什么也不穿的女暴露狂混在一起，几乎把一种最优美的特征弄模糊了：那就是羞涩。

而那本是最东方的个性。

日本的死板，和日本的唯美，常常是一码事。



十五



每个外国人在日本都能遇到不计其数的社会角色：老板、上司、同僚、女人、颈子洗得雪白的公务员或染头发的痞子，以及众多别的外国人，当然还有一些同胞：医生、律师、留学生、艺术家、在日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不知为什么但又非要来日本打工的内地人，还有偷渡成功的文盲，流亡者，在逃犯人，无数因签证过期而“黑下来”的“闯将”、骗子、陪酒女郎、开了店的华裔小业主和偶尔客居东京的大陆名流……。譬如光我曾打工过的一家塑料瓶厂里，就有一个上海人，一个香港人，一个台湾哑巴，一个和日本姑娘结婚的浙江小青年，以及一大群菲律宾、巴西和越南老妇人。所有这些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帝国后，却都有着一种无产阶级式的急躁：因为钱。

有时走在大街上，能看见正在搬运货物的黑人；半夜修路的朝鲜体力工；也能时不时遇到专来日本消耗公款的大陆官僚，或者走进成人店的西服邋遢的农民企业家……但这一切和日本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协调？那曾经敌视多年的民族情绪是怎样转换成单纯的经济观念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落者，第三世界国家伤感的 “叛徒”们，一度在“汉奸”和“帝国主义”这些名词面前高举一只拳头的道德家，和着那些来自中东，印度和各种文明古国的不肖子孙们一起，是怎样在“资本主义”这盘大杂烩里变得垂涎欲滴的？

于是，无论当我第一次在住处门口的墙上看见“日本共产党”的宣传画时，还是在日比谷皇宫，在御茶之水，在银座银行门前或无数车站阶梯上看见形形色色的乞丐时，我都不禁有茫然若失的荒诞感。荒诞就在于：他们根本就互不关心。那些总是强调人类平等的人——骨子里都不过是“贱民”。

在社会角色的背后永远有一种来自社会整体的分割与孤独：即所谓阶级。

“人民”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哪里都一样。



十六



我终于见到了金阁寺：见到古代的光。对于现代人，它是绝对美，是奢侈的符号，是明镜，是生锈后又被重新磨亮的刺刀。对于我，除了与小说印象的再审美之外，它确实象我在穿越了一千个夜晚后遇到的第一盏触目惊心的灯！

它抵消了我在日本的全部疲劳与黑暗。

它在一刹那让我理解了一切我对这个小帝国的迷惑。

华丽，耀眼，空灵，如同湖中心一艘金色的画舫。这是纯粹东方的灵魂建筑，是阿房宫和迷楼的传统，是古中华造型美，禅宗，和日本贵族精神的结晶。我望着它，好象望着一个乳房的幻觉，一轮月，一团三岛由纪夫式的火焰，或一朵必死的金云。这种夺人魂魄的光辉和颓废，也令我想起南唐后主的花园或宋徽宗的宫廷。金阁寺很小，只是墨绿山水中一个灿烂的点，但就这一个点，已好象一颗直刺西方文明的极端之星。在它锋利的光尖下，无论是巴底隆神庙的传统，还是哥特式教堂，凡尔赛宫，亦或纳粹设计的庞大的日耳曼尼亚中心，纽约的摩天大楼……尽都黯然失色。

因为它和一切实体建筑的含义完全不同。它的主义是：色即是空。

它用高纯度黄金一点点筑成，粘贴，契合。在它的镜湖池，苇原岛，书院，方丈，泉水和松树的围绕下，从水中渐渐升起。它的“空”的美丽，恐怕连埃及金字塔也要自愧不如。因为金阁寺不是陵墓，它不是用巨大无比的气派来表现死亡的神秘和伟大，恰恰相反，金阁寺是室町时代足利义满将军生活的地方。它在改名为 “鹿苑寺”的前前后后，都和禅宗的色空论是统一的。一个政治人物（包括修建银阁寺的足利义政）把自己的浮华别墅和虚无思想如此紧密地相联，而且形式如此唯美，只有东方人才有这么超然的极端境界。

在金阁寺的三层楼上，有一块天皇御赐的扁额，上书：“究竟顶”。

这正是源于佛教《心经》的“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之意。

所以后来金阁寺被烧似乎是注定的。它必须毁灭。否则，就不能在历史中完成它色与空的主义；就不是纯东方式建筑；就不能成为绝对美！

金阁寺：对我的刺激是必然的。这还不仅仅因为三岛和水上勉的小说。我到京都的那天下着雨，而雨水是最容易让我想起古代中国的东西。一闻到雨味，古中华帝国那种潮湿的景象便浮现出来，好象从茶水深处偶然浮出的片片茶花。与妻子一到京都，我就直奔金阁寺，雨水中妻子的脸和光辉的风景，异乡的古中国幻觉，都似乎在对金阁的注视中混在一起了。我发现这两个帝国的古人在对丰满生命和一切皆空的处理上，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金阁寺当时在我眼里，并不完全是日本，更多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一个比喻。

它是一粒纯正唐朝的种子。禅的种子。

那个有点被印度化了的，但又保持着中国贵族的排场，视黄金为粪土，但又有着东方专制主义神秘的奢侈感和集权美的唐朝。它那艳俗的形状，尖锐，典雅，含金浓度，犹如一枚千年闪光的羽箭箭头，以整个山水为弯弓朝向宇宙时空，不知何时射出……。这一切使我凝望良久，几乎竟忘了身在何处……。



十七



看过了 “枯山水”（一种用小石子堆成的水圈波浪，源于佛教思想“有=无”，类似西藏密宗用沙画曼荼罗图，画完后即让风吹散。）也就明白了日本的一切形式美。明白了京都的竹林，茶庄，俳人的小草屋，点心，神社和其它现代日本人性格的一致性。明白了日本生活中“假”的含义。因为连生命本身都有着一种伟大的虚假性：不久就会死去。也明白了三岛由纪夫在《太阳与铁》中为什么说：花朵之美，因其必然要死。“武为落花，文为培育永恒不朽的花。不朽的花，就是假花”。

同样，没有永远不干涸的水。不朽的水，就只能是龙安寺那种“假山水”。日本帝国的“武”已在二战中坠落。要想再重造不朽的帝国，就必须是一个架空了天皇的假帝国。正如曹沾之咏：“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独自坐在龙安寺的那一大片“石水”的庭院中，不禁为两国古人在对世界的参悟中如此异曲同工而感动。



十八



我是春天离开那个帝国的。那个象蒙古人，金人，满人和欧美人一样，在中国制造了战争和屠杀，也制造了历史和文明的，优美，残忍和洁癖的帝国；那个融小丑和英雄为一体的，又在疲劳与色情中殉道于经济的帝国。我的确没有遇到什么大事件，却又好象有了一种更广阔的相遇……。

那是四月的帝国，樱花象亿万粉色的军队云集在它的每条街道上。当樱花初现时，我只觉得好象是无数少女的，还未隆起的片片乳晕，漂浮在全日本的半空。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如同黄祸时代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鞑靼人营帐，漫山遍野，一望无际地，只在几天之内就霸占了帝国的全部视野。

但这还不是让我彻底震惊的。

我震惊的是：这些象浓云般重压在枝头的无限樱花纷纷飞落的时候！

只在一周之间，但见亿万花瓣，铺天盖地，飘飘扬扬吹向岛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吹向东京，横滨，大阪，京都，奈良，鹿儿岛和北方四岛，冲绳美军基地和长野的森林里，广岛废墟和多摩灵园；吹向皇宫，电车站和帝国大学，吹向每一个下班的行人身上，吹向女中学生和老职员的脸庞；花瓣们不仅是零星而落，有时是暴风雪似地横扫大街，犹如密集的群星向着太空放射。它们在高楼，树枝和蛇行的车流上空打着转，仿佛无数粉红的幽魂之船最后横渡人间。它们裹着泥土，拌以灰尘，时而高过鹞鹰，时而沾着鞋底，带着一种蝴蝶夫人皮肤般的遗香，箭羽蝗灾般向着四面八方飘舞飞散……正如禅诗所云：



花开满树红

花落万枝空

惟余一朵在

明日恐随风



这是某种最后的，帝国的胭脂。某种最后的，如血的绝对美。我知道我到此刻才被真正感动了。这种感动与民族矛盾或文化冲突毫不相干，它完全是人生上的。因为，当谁看见了这个本来以“刀花合壁”而自负的地方，在它的刀（武力）已然被封存之后，花，却依然如群雄们的断头一样照旧纷纷落下时，谁都会被感动。再加上这种毁灭之美在这个帝国居然又是一年一度的，怎还能一点感觉不到它的神秀，它的速度，和它在一刹那中的伟大光辉……！？











1997年东京——1999年北京

本文发表于《天涯》200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