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d: 赈灾救难的科学

Sheri Fink
译文发现地址: http://www.oursci.org/ency/geo/018.htm

　　信息技术、卫星成像和在赈灾地区进行的研究已经开始改变人道主义救援，把它变成了更加高效，更少随意性的努力
　　
　　1999年春季的几天，在塞尔维亚军队的驱赶下，数以十万计的阿尔巴尼亚族人逃离他们在科索沃的家园，逃到邻近国家。当时我是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科索沃与马其顿之间寒冷泥泞的无人地带一所临时搭建的医疗站，负责对川流不息地前来的患病和受伤难民进行分类。我站在那里，看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有的徒步穿越国境，有的乘坐卡车、汽车或马车前来，或者在同行者的搀扶下前来。他们的人数对超负荷工作的联合国难民官员追踪他们的能力形成了严峻考验。在驱逐的混乱中，许多人与亲人突然分离。一旦进入难民营的范围，绝望的母亲和父亲们就开始张贴写着他们的失踪的孩子的姓名和特征的纸条。
　　
　　我开始工作后不久，一种不需要纸片的援助手段出现了。微软设在巴黎的欧洲总部的员工知道了邻近地区发生的悲剧，就向联合国提供了援助。我到达那里之后几个星期，有一天走进一个帐篷，看到一组微软工作人员正在给难民拍照，向他们发放计算机生成的身份证。工作人员希望通过这样登记难民以便发放食物、提供栖身之所，并且通过在这些新创建的数据库中进行交叉检索来帮助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
　　
　　在挤满几乎一无所有的人的难民营里看到现代信息时代成为现实，实在有些古怪。为什么计算机在这里看起来如此陌生？可能是因为在科索沃战争之前，大多数难民营位于贫穷的欠发达地区，计算机在这些地区较为稀缺。也有可能是因为计算机和其他现代技术显示着人类的进步，被迫迁移反映的是人类的退步。在根本上，与救援工作的混乱、迅速变化的环境，以及由动机良好但通常组织混乱的好心人给予的无法预测的捐赠相比，计算机数据库的精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合时宜。
　　
　　当人道主义工作者努力挽救生命和减轻痛苦时，他们不仅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也利用军方提供的遥感行动，《犯罪现场调查》（CSI）那样的法医鉴识技术，以及流行病学家常用的量化方法（他们追踪疾病暴发的原因，设计公共卫生战略，以减少疾病造成的死亡）。工作人员还运用更系统化的方法来规划和分配援助，让人道主义救援领域演变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救援工作人员和决策者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进步能够帮助那些最需要这类援助的人，并防止这些工具仅被当作一种为人道主义灾难装门面的高技术。
　　

灾难与科学技术
乍得，逃离苏丹达尔富尔冲突的难民站在救援工作者使用的卫星天线旁边


　　天上的眼睛
　　
　　寻找快速准确的方法来理解危机的规模，这种需求是将新技术应用于救援工作的初始动机之一。人们认识到这种需求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1931年夏，在几星期的暴雨和洪水后，一股台风滞留在中国上空，把水从河流、湖泊和沟渠中卷起，撞击着堤岸与防洪墙。大面积的洪水泛滥使中国当局难以找到幸存者。查尔斯·A·林白和安妮·默洛·林白当时本来因为度假来到南京，他们驾驶一架长程洛克希德－天狼星飞机进行空中勘察，找到了此前未发现的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和数千平方公里洪泛区。他们的工作帮助指引了中国政府的救灾，灾区吸引了国际援助，还导致了《纽约时报》的一篇富有先见之明的评论：“这次（对）灾难的大规模空中勘测是（一个）重要（例证），显示飞机能够通过告诉我们从地面上空看到广大范围里的居民，给这个新时代带来帮助。”
　　
　　今天的“空中勘测者”利用卫星和信息技术提供关于灾害的广泛和更综合的图景。卫星成像可以与称为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计算机工具相结合，后者能将不同来源的数据集成在数字地图上。在一次人道主义危机里，GIS可以把灾民的所在地点、健康状况及其他信息叠加在地图或卫星照片上。
　　
　　2004年12月，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了南亚，导致12个国家超过25万人死亡。这场灾难证明了技术为善的价值，也证明了技术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任何危及。在受灾最重的印尼亚齐省，灾后最初陷入了混乱。据报道，与政府军和叛军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相关的政治敏感性延误了该岛的一些图像数据的公开发布，妨碍了人们获取信息，这些信息本可能帮助工作者在最关键的第一天定位幸存者。
　　
　　印度尼西亚政府也用了两天时间邀请国际救援工作者进入该地区，这个地区前不久在一场冲突升级中向外国人关闭。然而，不久之后，数以百计的援助组织开始乘飞机、直升机和乘船到达。对它们的服务形成补充的是多国军队提供的后勤支援，运来了数千吨的补给和装备。
　　
　　最初的救援工作是混乱的。太多的援助工作者出现在同一个地区，而其他地区得到的援助不足。但是一个月后，在泰国受海啸影响的地区工作过之后，我作为国际救援委员会（IRC）的医疗小组的领队到达这里的时候，援助工作已经变得更加有组织——这部分是由于技术的使用。在该省的省会班达亚齐，我立刻赶到了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公室建立的人道主义信息中心（HIC）。
　　
　　在那里我拿到了按不同比例描绘受灾区域的GIS地图，从地区一直到村镇尺寸。这些地图还附有各种表格，汇编了流离失所、受伤、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各个援助组织的覆盖区域；医院的位置；诊所和药店；以及每个区域最可能一起暴发的疾病。当我辗转于亚齐北部海岸协调旨在制止流离失所的儿童以及收容他们的家庭中间小规模麻疹暴发的传播的免疫接种运动的时候，这个数据包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因为学过医学，我首先处理的是大灾难导致的健康问题，但是提供食物、水、卫生设施和庇护所以及扫雷的援助工作者也利用GIS支持他们的工作。）
　　
　　一个人道主义信息基础设施开始出现。航天机构如今在危机期间合作免费发布卫星照片，几个新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向援助工作者提供与危机相关的测绘和地理数据。作为大危机期间HICs的补充，基于互联网的ReliefWeb网站汇编地图、报告，和向数十个国际援助机构共同申请援助资金。2004年，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主导的救援与发展机构的伙伴关系启动了人道主义早期预警服务（HEWS），这是一个提供关于现有和预计的干旱、洪水、风暴、蝗虫入侵等等灾害的持续更新信息的网站，希望可以在萌芽状态的危机恶化之前开始干预。
　　

　　促进公正和人权
　　
　　除了在危机期间改善援助的提供，诸如遥感、GIS和DNA测试等技术，再加上流行病学和社会科学常见的系统研究方法的使用，已经促进了对难民和暴力冲突导致的平民伤亡的记录。对于辨别暴行的程度，来自社会科学的调查方法是比通过流言了解杀戮、折磨、强奸和无限期拘留更强有力的工具。
　　
　　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几位同事和我与人权医生组织合作，对阿尔巴尼亚族难民进行了一场全面的随机化调查，以确定他们受到的人权伤害的模式和分布，这是首次在一场正在进行的人道主义危机期间进行这样的调查。我们发现人权伤害普遍存在，而大多数难民逃离家园是由于塞族警察或者军队。我们的结果发表在了《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它们和其他研究者进行的关于杀戮和难民流的研究一起，为对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其他官员进行国际战争犯罪追诉做出了贡献。战争犯罪的证据也来自鉴识技术。在90年代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美军获得了数百个大型墓地的卫星和航拍照片。尽管有国际力量的存在，这些照片没能促成大屠杀的立刻停止，尽管这些照片确实向调查者提示了在哪里发生了杀戮。科学家和在波斯尼亚的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ICMP）随后开发了一种计算机系统，它能把数千人的遗骸的DNA数据与活着的亲属进行对比。至今，这个系统已经辨认出了前南斯拉夫的1.2万名遇难者，揭示出了哪些群体成为了屠杀的目标。这项证据帮助说服了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在数年的否认后承认了他们的军队对Srebrenica镇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犯下的战争罪行。美国的鉴识专家在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之后采用了DNA匹配系统进行类似的工作，而ICMP在泰国帮助鉴别出了印度洋海啸的超过900名遇难者。
　　

　　快速响应的流行病学
　　
　　对既记录自然灾害或地区冲突的影响、又记录救援工作有效性的要求已经引起了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注意，让或许可以称之为“紧急情况流行病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多年以来，公共卫生组织怀疑流行病学研究——这种涉及对各个家庭进行调查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是否能在紧急情况中完成，甚至怀疑是否应该这样做。“ 当这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灾难的混乱状态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可能被视为一种不分轻重缓急的恶劣行为，”《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编辑在1975年评论说，然后他们继续鼓励他们的同行去从事这个“几乎未被研究的领域”。如今的流行病学家研究灾难中的卫生问题，方法是通过实施简化的疾病监测手段，以及被称为整群抽样调查的人群采样技术，这一技术常常用于国际疫苗研究。
　　
　　实现评估和行动的正确平衡仍然是一个挑战：时间、专业人员以及资金常常短缺。通过证明一小部分传染病造成了背井离乡的人群的死亡和疾病的大部分，这让紧急情况流行病学更具价值。特别是在难民营中，麻疹常常成为幼儿的主要死因，而在得到良好的养育和免疫接种的人群中，这种疾病很罕见而且很少致命。 1985年，仅仅在一个苏丹难民营中的4个月里，麻疹就杀死了大约2000名儿童。这样的发现提醒了援助工作者预防这种疾病的重要性，如今接种疫苗通常在到达现场的援助工作者能够组织这一工作之后就立即开始。
　　
　　流行病学的发现为GIS提供了重要的基准数据，它们还导致了更有效的快速为大量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的手段的出现，尽管这种手段的实施仍不完善。对于难民常见病，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设计了治疗指导方针和标准化的药物和装备包。从1990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储备和分发各类这种医疗包，其中包含了口服补液袋（用于治疗腹泻）和抗生素。最近添加到这种医疗包中的是疟疾快速诊断测试工具，其使用简单得如同使用家用怀孕测试。它可以让卫生工作者在数分钟时间内诊断最致命的疟疾，而不需要显微镜，从而可以迅速开始治疗。
　　
　　最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研究为正式的调查方法如何在地区冲突的敌对环境下进行提供了一些见解，而且可能有助于既为援助工作者又为决策者设置一种议程。在过去的10年中，来自IRC的科研人员已经5次调查了刚果政府、叛军派别和外国军队参与的战争如何影响到平民的健康。
　　
　　为了在恶劣和有时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下进行准确的研究，科研人员常常使用GIS和全球定位系统帮助定位有代表性的家庭从而进行调查——在确定样本之后，他们开始进行一场绵长的马拉松，访问棚屋，询问近来的死亡。工作者计算大致的死亡率，并把它和联合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编制的统计基准数据进行比较。令人震惊和未曾预料的结果证实了战争会怎样破坏平民的公共卫生防御。根据来自IRC、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伯内特研究所的科学家在2006年1月出版的《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如果该国没有发生冲突，在1998年和2004年间估计死亡的390多万人本不应该死亡。然而只有不到10%的死亡是由于直接的暴力。可预防和可治疗的疾病，包括疟疾、腹泻、呼吸道感染、麻疹和营养不良，增加了生计、交通和卫生服务被冲突破坏的地区的死亡数量。
　　
　　这些结果使人道主义者清醒；很明显，他们的救援努力对于防止广泛的死亡和苦难仍然不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的科学证据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帮助说服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增加了该国此前获得的少得可怜的救援资金。尽管如此，证据并不总是导致行动，甚至并不总是被接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受援助额仍然远远落后于向其他战乱地区，包括达尔富尔和乌干达北部。
　　
　　
　　不确定性的迷雾
　　
　　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援助工作，但是对于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仍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它们仍然常常会在发展迅速的难民危机中失败。1999年微软登记大约100万逃离科索沃的难民的努力是出于好意，而且是在紧急情况中首次实施。但是——谢天谢地——当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能够重返家园的时候，这一项目才开始进行。到6月北约组织轰炸击溃了塞尔维亚军队、导致南斯拉夫政府接受和平方案并让难民蜂拥回国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难民收到了身份证。我们援助工作者常常因为环境而相形见绌——好的环境、坏的环境、政治环境和外交环境，而正如微软的登记小组很快发现的那样，军事干预常常比我们更能对难民的福利造成更大的影响。
　　
　　难民登记工作仍然经常落后于不断升级的危机。许多参与救援的机构仍然没有采用一种贮存信息的通用格式，尽管计算机辅助的身份鉴别工作有明显的益处。技术也可能遭遇失败。一个医疗包或者计算机可能在仅仅因为热或者灰尘而无法使用。人道主义援助对于设备提供商而言市场不大，因此，援助工作者常常利用诸如便携式净水装置或者为其他目的而开发的地理数据库应付这种情况，而它们可能不适应当前的任务。相反，在开发和实施真正需要的技术方面仍然存在长期的延误，诸如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和更好的紧急情况庇护所。如果援助工作者无法共享评估数据，负责建立GIS的技术人员可能在建立难民需求的准确图景方面遇到挫折—— 不良数据可能导致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最终无法使用的地图。
　　
　　无法按照设计的方式使用通讯设备的援助官员可能只会让混乱恶化。在2004年的海啸袭击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亚齐地区的政府合作建立了一个文本信息系统，可以让卫生工作者迅速报告可能导致流行的疾病。利用卫星和移动电话，我们在该省偏远地区工作的IRC医疗组成员每当发现有一名孩子患上麻疹之后都会坚持发回一条文本信息。不幸的是，任何应当收到这些信息的卫生官员都没有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或者或许是由于移动电话网没能传回信息。在数周时间里，在我们的地区的麻疹群发没有被官方的卫生统计记录。
　　
　　技术也可能被滥用或者无法达到最需要的人们的手中。一些人权活动家警告说难民数据的电子数据库可能被独裁政府或者试图镇压对手的武装力量征用。在穷国，富人可能首先获得昂贵的新技术的利益。印度洋海啸影响了大片地区，但是只是在泰国沿海的名胜普吉岛及其周围才开展了大规模的身份鉴识。尽管超过一半被报告失踪的人来自泰国，来自超过24个国家的灾难受害者身份鉴定组首先设法鉴定白人度假者的身份。当时我访问了先进的鉴识设施的帐篷，我发现就在不远的地方，泰国科学家正在一棵树下忙着鉴定当地遇难者的身份。
　　
　　国际援助人员妨碍当地救援努力、对所有人造成损害的情况太常见了。为泰国人和外国人建立单独的计算机数据库最终减缓了整个身份鉴定的过程。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是，新技术也为带来了新的伦理指导方针的需求。让受影响的社区获得技术是至关重要的。

　　
　　发挥可测量的影响力
　　
　　有了所有这些进步，人道主义行动应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但是事实如此吗？没有任何一个测量援助有效性的体系。援助工作者在历史上一直都对监视和评估他们的项目马马虎虎；他们常常过分忙于设法援助。而且当民兵组织或者另一方的武装故意破坏援助行动的时候，就很难评估援助的表现。尽管如此，捐助者正在开始要求提供他们的资助产生价值的证据，而联合国已经开始改革国际援助的资助、人员配备和协调的方式。援助组织如今与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合作，研发评估他们的工作的方法。援助组织和它们的捐助者还启动了一个人道主义追踪服务，致力于提供关于危机期间的营养、卫生和死亡信息，从而帮助改善基于这些数据的救援项目。
　　
　　尽管人道主义援助拥有英雄的光环，它在根本上是补救措施，不是预防也不是治愈。无论它的科学基础多么坚实，外部援助总是意味着失败。在人为的灾难中，这是各国在防止冲突或者保护它们的人民免遭战争罪行或者反人类罪行方面的失败。在自然灾害中，这是社区在通过更好的预防和预报从而保护它们的居民免受可能的危险方面的失败。通过政治手段、基础设施的革新和其他方法改善全世界预防灾难和保护平民的意愿和能力，这仍然应该是最重要的目标。
　　
　　然而不幸的是，将来可能越来越频繁地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里，他们常常居住在易发灾难地区建设不良的住所中。全球变暖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也引起了对未来危险的忧虑。可悲的是，战争并没有离去。科学和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在灾难和复杂的紧急情况中拯救更多生命、减少数量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疾病所需的工具。国际社会、私营部门、政府和军队全都表示了帮助的意愿。所有的因素都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超越既得利益的意愿，从而利用关于易受伤害的人群以及如何帮助他们的严格的科学信息，把资源公平而有效地送到需要它们的人们的手中。
　　
　　一些老资格的援助工作者担心技术以及他们的队伍中的不断增长的专业主义将会夺走人道主义援助的感情和精神，这些感情和精神引导着一代代的援助工作者克服危险和身体上的不适去提供援助。但是当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在1862年出版《索弗利诺的回忆》一书的时候——他在书中提出了对开创性的人道主义组织红十字会的构想——他号召援助工作者“热心、投入和完全胜任工作”。由于援助如此经常地改变那些被困于灾难环境下的人们的死亡命运，应该用最大的能力和人性提供援助。
　　
　　
　　护理标准
　　
　　当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出现大规模的人类流离失所的时候，霍乱和痢疾这两种很容易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是最大的杀手。大约8万名卢旺达人死于难民营和流离失所者的营地。估计有2万人死在援助工作者无法达到的区域。尽管有红十字会、联合国、军队、民防组织和至少200个非政府组织在场，这些难民中的死亡率是几十年来最高的。
　　
　　这一悲剧给援助工作者上了重要的一课。他们需要通过改善协调和培训工作人员从而更好地应用他们的知识和工具。几十家援助组织主动承认，他们所服务的人们有权获得高质量的援助，而且承认了一个人道主义章程以及灾难响应的最低标准。这个章程和标准是由全球计划（Sphere Project）创立的。
　　
　　如今面临需要帮助的人群的援助工作者可以参考专家指导方针，例如，这可以告诉他们每天他们应该提供多少水、他们需要挖掘的厕所的最小数量（以及应该距离水源多远），以及成年人和儿童所需的热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数量。
　　
　　水
　　每人每天最少15升水用于饮用、做饭和个人卫生
　　
　　卫生设施
　　鼓励援助接受者在拿食物的时候洗手。每20个人至少有一个厕所
　　
　　营养
　　每人至少2100大卡，其中10%到20%的能量来自蛋白质，17%来自脂肪，再加上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6个月以下的婴儿还需要来自仅存于母乳的营养。
　　
　　卫生保健
　　进行麻疹疫苗接种，除非90%的儿童（9个月到15岁）已经接种了疫苗。用蚊帐预防疟疾。建立疾病监测网。
　　
　　
　　Timeline
　　科学技术改变人道主义援助的实践
　　
　　1895年　索弗利诺战役
　　数以千计的受伤士兵四散躺在战场上，不存在提供救援的有组织的努力。瑞士商人让·亨利·杜南在见证了这一惨剧之后，撰写了一本关于需要有组织的援助的书，这启迪了4年后红十字会的成立。
　　
　　1931年　从空中评估灾情
　　查尔斯·A·林白和安妮·默洛·林白对中国的洪灾进行了航空调查，如今这场洪灾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致命的非饥馑灾害。
　　1945年　联合国成立
　　这个新的组织演变成了协调救援工作的一个焦点。联合国各机构领导者人道主义援助运动，把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普通公民、政府机构、公司、军队等等各方面联合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　援助工作专用工具
　　专门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装备出现。在卫生部门中，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援助工作者开发出了首个标准化的药物包和手册，用于对难民进行医学治疗。
　　
　　20世纪90年代 定量评估
　　利用流行病学方法和计算机系统追踪难民的健康问题，导致人们认识到诸如麻疹疫苗接种和生殖健康护理（紧急产科以及治疗性暴力的受害者）等优先措施。
　　
　　1994年　觉醒的号召
　　大量的援助组织聚集在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曾被称为扎伊尔）。一些援助工作者的协调不良和训练不足困扰着援助工作。难民的死亡率是近几十年最高的，这凸显了改善实践的需求。
　　
　　1997-1998年　标准
　　全球计划制定了援助组织在5个领域（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营养、食品援助、庇护所和卫生服务）提供服务的最低标准，这部分是对卢旺达事件的响应。
　　
　　2000年 卫星监测
　　各大航天机构同意让受灾各国根据《国际空间和重大灾害宪章》的规定免费获取卫星数据。此外，救援工作越来越多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
　　
　　2005年 改革
　　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公室（OCHA）领导了一项改善该领域有效性的努力，包括建立中央应急基金，根据需求迅速发放现金。
　　
　　2007年　测量有效性
　　各援助机构启动了评价救援干预以及更好地分配资源和引导现场行动的努力。“一个人道主义追踪系统”开始监视疾病、营养不良和死亡。
　　
　　
　　
　　[个案研究：亚洲海啸]
　　技术延伸生命线
　　
　　地震后的海啸
　　2004年12月26日，一场大地震袭击了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触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海啸，导致了超过12个国家的人员死亡。图中显示一位美国士兵正在救援飞机上勘查亚齐省沿海地区的破坏。
　　
　　卫星照片揭示破坏
　　在亚齐省的省会班达亚齐，海啸扫过了该市数英里的范围。受灾前后拍摄的卫星照片记录了破坏的范围。
　　
　　GIS帮助设定优先事项
　　援助工作者向一个能建立地图和帮助把受灾区域各地情况可视化的GIS系统输入诸如受损卫生诊所位置和疾病暴发地的数据。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私营部门在人道主义信息中心（HICs）和互联网上帮助分发GIS提供的数据。
　　
　　接种疫苗防止疾病
　　由于来自此前救援工作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麻疹是对儿童的最大威胁之一，援助工作者利用数据库追踪该病，然后在受海啸影响的地区向尽可能多的儿童分发疫苗。
　　
　　DNA匹配遇难者
　　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ICMP）帮助发现了泰国超过900具无人认领的尸体的身份。ICMP利用了一个最初为前南斯拉夫数千名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与其活着的亲属进行匹配而开发的DNA数据库。
　　
　　评估后果
　　在亚齐对营养和疾病的大规模调查显示，诸如腹泻和麻疹等急性疾病在海啸过后的最早几个月下降了。这表明援助工作可能是有效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调查了受影响的人群，从而发现国家和国际救援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于作者
　　Sheri Fink 与美国、巴尔干、北高加索、中亚和东南亚、非洲南部和中东的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她是哈佛人道主义项目的高级成员，也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François-Xavier Bagnoud卫生和人权中心的访问科学家。她对全球卫生问题的报道出现在了报纸和BBC/PRI的“世界”栏目上。她是2007年Kaiser 卫生媒体奖学金获得者。